我将其称之为“后革命的幽灵”，正在于，当革命时代、革命历史与记忆、曾经的革命文化看似已完全没入了历史的忘怀洞，对革命文化的倒置实践，大时代遗留的、被陈列展示的历史创伤，或将革命历史改写为历史创伤的文化政治，在将革命记忆与想象进一步妖魔化与幽灵化的同时，成为今日社会面对革命幽灵的对话、辩护与自我劝服。
戴锦华
一、破题或哈姆雷特处境大家好。今天的题目是《后革命的幽灵》。其中无外乎两个关健词：一是“后革命”，一是幽灵。
当我们说“后革命”的时候，必须再次赘言：其英文对应的是post而不是after，即，“后革命”不等于“革命之后”。使用“后革命”是在强调几个层面：一是革命已远，革命未至；一是已远去的革命——革命历史、革命记忆与革命想象仍然以种种形态留存、延宕、漂移在我们的现实中间。同时，革命幽灵的漂移、出没并不是简单明了地意味着某种革命的可能、革命的威胁、关于革命的记忆或对革命的呼唤，而或许刚好相反，是革命在持续不断的被幽灵化、债务化的过程当中扭曲着、变形着其自我显现的方式。这是我所谓的“后革命”。第二个词是“幽灵”。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至少从德里达以《马克思的幽灵》为题撰写了他晚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以后，“幽灵”一词开始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哲学化过程，以至有了所谓的“幽灵学”。因“幽灵学”的出现，《哈姆雷特》再次受到了思想界的青睐。在不同的场域、语境中，人们不断地提及《哈姆雷特》的幕启时刻，论及父亲的幽灵、幽灵的指令、复仇，再度讨论丧失行动能力的复仇者。也正是在这样的上下文里，哈姆雷特式的处境——Tobe，ornottobe——开始以某种方式成了今日——革命已远，革命未至的世界现实之下的思想者与反叛者处境的象喻，换言之，突然之间我们都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哈姆雷特。尤其是我们作为人文学者、思考者，不仅是在学科的职业身份上，同时也是在志向和自我期许与社会期许的意义上，我们相信自己与人类命运、与世界及中国的现实和未来相连接，尝试直面或指认并思考充满变数、危机的现实，也许我们会更清晰地感知并且更深地徘徊,甚至陷溺在一个幽灵出没乃至自身正经历幽灵化的现实之间，我们似乎都负有某种来自幽灵的指令，关于社会正义和解放，但我们同时经验着介入冲动和行动坐标的缺失。犹太教义核心的一个词：弥赛亚与弥赛亚时间，突然为欧美左翼学者所钟爱，似乎正是旁证之一。
马克思雕像
当然，当整个世界的经济与阶级结构快速地倒退回“19世纪末期”（如果皮克提的“硬”经济学是对的），“19世纪”的文化幽灵也再次清晰聚形。在这儿，我要说的是鲁多夫·洛克尔的《六人》（我们这代人的宝典之一）中最著名的一对：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语义的一对，不是CP的一对哦——笑）。我借用的，也是在语义层面：指的是因超载的思想和内省而丧失了行动能力和拒绝内省、缺少思考能力的盲目的行动者；而这似乎正是今日的批判者与抗衡者的“选择”与困境——如果你拒绝接受20世纪末的“大失败”、拒绝改宗、归顺、拒绝犬儒、拒绝接受这样的结论：在全球资本主义之外人类别无选择，那么你难免陷入这一两难与尴尬。似乎还要加以补充的是，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都曾是“19世纪”的英雄；但今天，哈姆雷特尚可借助弗洛伊德的背书而“合法”留存——成为某种病态或心理症候，而堂·吉诃德，则几乎完全丧失了为注定失败的事业而战斗的精神骑士的光环，“恢复”成了故事中众人眼里十足的疯子、傻瓜，也许还要加上：穷酸的失败者。这是破题（笑）：说明我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后革命的幽灵》。我想借助这两个关键词，突显论题的前提规定性，也尝试成为我们今天议题中社会文化现状的总体象喻：关于后革命，关于幽灵。德里达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考宗明义：《共产党宣言》开篇的第一个单词，是幽灵。今天，当全球成功地击毁无产阶级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再度成为幽灵。这恐怕是幽灵学的最重要的语境，也是我提出自己议题的前提和语境。
再一个补充是：中文里的“幽灵”，不仅对应着马克思、德里达那里的Specter（幽灵），还对应着ghost（鬼、鬼魂）。前者是徘徊不去的无名威胁，后者则来自旧世界、死亡国度、一有机会，便试图“夺舍”或借尸还魂的怪影。今天我们尝试触碰的，不仅是幽灵——共产主义幽灵，还有鬼魂，来自老中国深处的鬼魂。
二、代沟与我的选择此外，我必须首先坦白的是，令我产生冲动要讨论类似问题，是因为近年来我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