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一条革命之路，但人生总得做一些艰难的事情……
年的一个冬日，刚刚拍完了《红高粱》的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带着主创人员到复旦大学开电影见面会。在张昭的印象里，偌大的相辉堂挤得水泄不通，张艺谋、巩俐、姜文、顾长卫裹着厚厚的军大衣，在台上唱起了电影插曲《酒神歌》：“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好酒……”。
“当时就觉得热血沸腾，歌曲特别豪迈。”张昭说。
八十年代的复旦是思想与文化的高地，相辉堂里轮转的文化盛事中，这场寒冬的见面会，对于见惯了“世面”的复旦人而言，大概不是每个人都能体会张昭彼时的心情，尽管只抢到了一个后排的位置，远离舞台，但他觉得“自己的电影情怀一瞬间被点燃了。”
从复旦硕士毕业后，他赴美攻读电影专业，被“拐”上电影这条路。多年后，在他创办乐视影业，张艺谋成为旗下签约导演，除了看中大导演的品牌价值之外，他坦言那场“复旦见面会”也是重要情结。
所以，年的秋天，当他作为出品人带着《九层妖塔》主创人员回到复旦开电影见面会时，就像是一个轮回。不同的是，这次他坐在了台上，台下是和他当年一样青涩的面孔。
“你什么都好，就是有点不务正业”
张昭从小是戏迷，还在市西中学念高中时，已经是学校剧社的负责人。高考之前，他通过复旦剧社的面试，成为剧社的推荐生，因此在报志愿时坚定地选择了复旦。
年，他考入复旦大学计算机系，那时五角场还是一片泥地,他穿着套鞋入学。此后的大学生涯，“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复旦剧社度过的。”
复旦拥有浓厚的戏剧传统。那个年代，复旦剧社的活动场地位于国权路上的一排矮楼里，学生宿舍晚上10点40分断电，但活动室可以彻夜亮灯，在那里，张昭经常和剧社同学一起通宵排练，讨论剧情，高声朗诵得意的台词，有时只是安静地看书。
除了在相辉堂的校内演出，还和上海市大学生艺术团进行全国巡演，随团从桂林包机去西安演出时，是张昭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团里演员包括当时已经是大明星的陈冲。多年后再见她，他还特地问她是否记得当年的事情。
大学期间，张昭参演了许多话剧，从诗剧《生活不只是这些》，到现实主义话剧《上海24小时》等等，为了演契诃夫的戏，曾经用很劣质的双氧水把头发染成红色，同时烫卷，“在校园里面走，很招摇。”除了在相辉堂的校内演出，还和上海市大学生艺术团进行全国巡演，随团从桂林包机去西安演出时，是张昭人生中第一次坐飞机。团里演员包括当时已经是大明星的陈冲。多年后再见她，他还特地问她是否记得当年的事情。
他对戏剧投注了很多精力，成了复旦剧社当之无愧的台柱子，不过，他的主修专业毕竟是计算机，这在当时已经是最炙手可热的专业之一，于是系里老师有点为他担忧，“他们会说：‘张昭啊，你什么都好，就是有点不务正业。’在他们眼里，剧社啊、演戏啊，这些都只是个爱好而已，花太多时间在这种事情上面，就有点不太合适。”
张昭觉得没什么不合适。80年代是中国思想启蒙的年代，他除了演戏，还热衷买书，在他看来思想和戏剧一样，都给人们带来文化的激荡。当时上海社科院研究员赵鑫珊出了一本书，名字叫《科学艺术哲学断想》，对张昭影响颇深，“他的意思是，在文艺启蒙的年代，科学、哲学和艺术是通的，很多科学家本身是哲学家，很多艺术家本身是科学家，背后都是人的主体复兴和对美的追求，只是呈现的方式不一样。”它化解了“爱好”和“正业”之间的张力，给张昭的“不务正业”做了很好的理论支撑。
大学毕业后，“不务正业”的张昭的确没吃计算机这碗饭，而是去上海电视台做了两年主持人，进军电视行业。年，自觉书没读够，又回到复旦投奔哲学系，读了科学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开始认真探讨哲学、艺术、科学这三种人类表达方式背后的共通性。
读研期间，《红高粱》电影见面会在复旦举办，张艺谋导演携主创人员参加，张昭坐在相辉堂后排的座位上，观看了全程，从此开启了人生新方向。
“你想讲什么故事？”
作为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张昭也没有在哲学专业上坚持始终。“剧和影是不分家的，没有一个喜欢戏剧的孩子是不喜欢电影的。”对于为什么决定半路出家去美国读电影专业，张昭用了这个金句一样的句子来回答，听上去不容置疑。
他拍摄了电影《木与词》，这是一部实验电影，讲述移民的爱情故事，“非常哲思也非常艺术，可能跟自己移民以及哲学的背景有关系，加上自己表达上的创新和中国的审美特色，才被奥斯卡学生奖看中了。”
“你想讲什么故事？”参加纽约大学电影学院面试时，面试官问了张昭这个问题，他至今记得。“在他们看来，电影最重要的还是你有没有话要说，你有什么要去表达。”张昭的同学里有很多特别的人，“比如说土耳其《挺进报》的主编、美国著名女性杂志《十月》的主编”，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李安是他的师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表达欲很旺盛。
空有表达不够，接受学院派教育就要接受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在那里，张昭从导演理论，到摄影、洗胶片等具体技巧，再到现场接线、机位摆放等具体细节，无一不学。
在此期间，他拍摄了电影《木与词》（woodandwords），这是一部实验电影，讲述移民的爱情故事，“非常哲思也非常艺术，可能跟自己移民以及哲学的背景有关系，加上自己表达上的创新和中国的审美特色，才被奥斯卡学生奖（StudntAcadmyAwards）看中了。”这部电影后来获得该奖提名，这是美国电影教育界最重要的奖项，代表美国学生电影作品的最高荣誉。获得提名第三天，美国移民官敲开张昭家门，宣布他作为优秀人才获得美国绿卡。
作为文艺青年的张昭，至此走到人生第一个小高峰。
对于决心在导演这个行当大显身手的电影人来说，获得奥斯卡学生奖的青睐是一个非常有分量的起步，据统计，历届奥斯卡学生奖获得者中，已有46个奥斯卡提名及8个奥斯卡奖项。那时，他一门心思做一个讲故事的人，估计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在影视产业领域闯出名堂。
“电影不是写诗”
命运这件事就是很奇怪，明明是一颗导演界的明日之星，但这个李安的师弟最后走了一条和师兄不太一样的路。李安在美国赋闲6年，一心做导演，最后在好莱坞成熟的大环境中留下痕迹，得偿所愿。张昭回了国，接连做了两部不太成功的作品，其中监制的一部中美合拍电影在大陆遭遇票房滑铁卢，终于彻底意识到以单枪匹马的力量无法扭转中国电影的大气候。
他很清楚，缺失的那一环是商业。刚刚回国的那几年，包括自己在内，“很多第六代的导演普遍很痛苦。”在他看来，电影包含艺术、政治、商业三维度，艺术与政治间的对抗需要通过商业来平衡。那个年代由于电影商业环境不成熟，导致个人表达和政治意识形态直接冲突，“多少年轻导演就陨落了。”
年，复旦校友王长田成立光线影业，力邀张昭合伙。撕下“文艺青年”的标签，撸起袖子做经营时，他觉得“只有选择，没有痛苦。”
留美经历的价值开始体现。除了对电影史的认知更为成熟以外，和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几次触电中，他发现“没有电影产业就没有电影艺术，这是由电影的媒介决定的。”在他看来，电影不是写诗，靠一张纸一支笔就能独立完成，电影的资本及技术含金量非常高，需要依靠庞大的商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来支撑。“否则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电影艺术是开在一棵非常茂盛的绿树上的几朵红花而已。”
和为艺术而艺术的电影人相比，理科及哲学的教育背景让他对行业困境的思考显得不那么纯粹，少了不疯魔不成活的决绝，但格局上更宽更广：“学以致用不是为了个人，学电影的人如果选择济天下的话，肯定是去做电影产业。”这也许和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教育也不无关系。
听起来很俗，和艺术完全不沾边，但总要有人做这件事情。由于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的过渡非常平滑。年，复旦校友王长田成立光线影业，力邀张昭合伙。撕下“文艺青年”的标签，撸起袖子做经营时，他觉得“只有选择，没有痛苦。”
中国从此少了一个电影导演，多了一个电影产业人，现在他更习惯别人这么称呼他。
合伙创办民营企业光线影业之前，张昭在体制内干了三年，负责监制国家的形象宣传片，重新下海，他感觉就像“穿着草鞋的人跟穿着Nik鞋的人赛跑。”
中国人口众多，市场看似庞大，但很长一段时间里，电影发行是一块看上去很丰腴，啃起来很困难的肉骨。原因在于解放后，中国大陆影院全部收归国有，归属各省电影公司，统一电影市场被行政区划长期割裂。年，国家在各省级电影公司基础上实行院线改革，全国形成了几十条院线，分布在不同省份，依然纷乱复杂。
认知与执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能力，它们有时是割裂的，但张昭没有这个困扰。哲学素养可能让他更容易看透本质，解决问题时，理工男的执行力又开始占上风。
“人海战术”结合“有的放矢”，形成一张覆盖全国的发行网络，这是张昭对中国电影产业做的一次重要推进。
针对上述问题，他花了几年时间在不同省份的重要城市招募发行人员，专门设立营销点，影院排片、宣传推广等环节由当地发行人员和影院点对点对接，全面扫荡，消除盲区。“人海战术”结合“有的放矢”，形成一张覆盖全国的发行网络，这是张昭对中国电影产业做的一次重要推进。
此后几年，光线影业的电影发行在国内异军突起，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伤城》，那是他的处女战，和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贴面肉搏，后者的体量太大了，“就像大象和牧童”，但《伤城》最终拿到多万的票房，盈利了，《满城》的票房成绩也不俗，结果皆大欢喜，大家一起把电影市场摊大了。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电影产业经历了由枯至荣的历程，像《伤城》这样的案例大概重演过很多遍，张昭自己也记不清了。在这场野蛮生长中，光线影业从穿着草鞋赛跑的民营企业成为中国第一电影发行品牌。“现在一说到发行，大家还会想到张昭当年创立的地网模式。”他颇为得意地说。
“为什么电影不能是PPT？”
光线影业正在迎来最好的时光，但张昭撤了。
年，一向以视频为主业的乐视突然宣布进军电影业，不但成立了乐视影业，还把自己定位为电影互联网公司。年，它的市场份额在民营电影公司中位列第4，成长迅速。年，张艺谋宣布加盟乐视影业，很多人跌破眼镜。不过，如果大家知道这家公司的CEO叫张昭，也许就不会这么大惊小怪了。
在张昭眼里，到了年，中国电影市场已经发生变化，尽管仍然以省、区为单位做地面发行，但是互联网的普及让一个虚拟的全国统一市场开始浮出水面。“大互联网公司出现，很多行业开始用互联网做营销，十几岁的孩子生而就是网民，当观众变成网络原住民，中国电影会发生什么变化？”
既然自认为洞穿了互联网时代的真相，只能革自己的命，马不停蹄开始新的实验。“所以我觉得学哲学的都会比较痛苦吧，能够让你比较早地看到事情本质。”成立乐视影业是他交出的一份答卷。
后来，张昭在上海的一个公寓里看了《小时代1》的初剪片，郭敬明坐在他旁边，“像个学生一样，有点战战兢兢的。”看完后，他转过头对郭敬明说：“嗯，还不错。”
用互联网思维做电影，导演就是产品经理，做产品要为消费者服务，因此，首先要有明确的目标群体。循着这个思路，郭敬明进入他的视野，“他的消费者就是他的粉丝，选择做这件事时我就很明确是要拍一部粉丝电影。”
决定要拍了，但导演悬而未定，郭敬明跃跃欲试，但底气不足，张昭和合作伙伴讨论半天，最后决定让他来拍，“这就是选择一个产品经理，他最了解他的作品，最了解他的读者，他的读者就是未来的观众。所以肯定要选择最了解观众需求的人，这就是互联网思维，就是用户思维。”
后来，张昭在上海的一个公寓里看了《小时代1》的初剪片，郭敬明坐在他旁边，“像个学生一样，有点战战兢兢的。”看完后，他转过头对郭敬明说：“嗯，还不错。”当这部张昭自己也觉得“有点稚嫩”的作品以实验性的心态投放市场时，他从没想过它会成为一部现象级的电影——虽然引发了空前的口水战，但一口气拍了四部，票房部部飘红，而且投资回报率极高。“不是我先知先觉，我只是顺着这个商业模式来而已。”
尽管《小时代》争议很大，连外媒都惊动了，表示无法认同的朋友也大有人在，但张昭自言“非常坦然”。“谁说电影就不能是PPT呢？电影最开始的时候只是幻灯片，连声音都没有。一百多年来电影的形式千变万化，大家拉开电影史的尺度去看就释然了。”在他看来，从产业角度而言，四部《小时代》无疑是中国电影史的重要拐点。“这个可能没有人能够否认。”
现下把电影市场的蛋糕做大比什么都重要，“你看，很多艺术片获得了机会，这个在20年以前是不敢想象的。”他不忘提这件事。
《九层妖塔》复旦见面会现场，前排右二为张昭
《小时代》之后，《九层妖塔》是乐视的另一部重头戏，改编自热门网络小说《鬼吹灯》。宣发之前，他觉得这部电影“可能又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是中国第一部怪兽电影。”
按照互联网思维，《九层妖塔》的目标观众是大学生群体，因此主创人员要在全国高校进行巡回宣传。“他们问我从哪个学校开始，我说复旦吧。”按习惯，他从不参加电影见面会，复旦这一场是例外。
偌大的袁天凡报告厅依旧坐得满满当当，在台上，他觉得自己“再一次感受到了青春的力量，而且是一种挺有修养的青春力量”。台下的密密麻麻的人头里，谁又知道有没有另一个张昭？
作为复旦出身的电影人，张昭坦言复旦最大的优势在于综合性，“跨学科耳濡目染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他自己即受益于此。“复旦的这种综合优势，会让你在任何一个领域包括电影领域里，走得更长。”
“和钱不钱的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手段，或者说得伟大一点，就是将来我的孩子，或者复旦的某个孩子想投身电影行业时，可以轻而易举地来做。”
张昭的电影之路的确还很长。短期来看，南派三叔亲自执笔编剧的《盗墓笔记》、郭敬明的《爵迹》以及张艺谋的《长城》亟待和观众见面，“大家到时更会吓一跳。”如果把战线拉长，用商业手段推进中国电影产业的构建才是他的远景目标。“如果我们能够构建互联网+电影这样一个产业的话，那个东西比好莱坞还要牛。”
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这是一条革命之路，但人生总得做一些艰难的事情。“和钱不钱的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手段，或者说得伟大一点，就是将来我的孩子，或者复旦的某个孩子想投身电影行业时，可以轻而易举地来做，而不是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样，有再大的电影梦想，也没有机会来尝试一下。”
在他看来，这就是产业领袖的职责，说起来，仍然和当年听《酒神歌》时一样热血沸腾。
原文将刊发于自校友刊物《复旦人》第25期，原标题《张昭：开辟中国电影的革命之路》，转载需取得授权，请联系fudantribfudan.du.cn如果您喜欢这篇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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