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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盐酸曲马多到联邦止咳水，然后是复方曲马多、氨酚曲马多，再到泰勒宁，24岁的沈阳青年于楠走上了一条很难回头的路，现在是冰毒。
同样是沈阳人，31岁的曹枫也早已从曲马多过渡到泰勒宁，断断续续十几年至今。他现在正努力进行新一轮的戒断，但仍不时会找熟人、朋友借钱。“不会买药。”他每次都作出保证，但几乎没人相信。
他们17岁时就接触药品，由浅入深。除了冰毒，上述药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均为含有麻醉、镇静成分的处方药。
于楠回忆，第一回吃，是因为“家里有事，心情不好”。朋友告诉他，“吃这个就不伤心，不难受了”。然后积少成多，一发不可收拾。他说，一开始吃一两片就有欣快感，能持续一天，到后来的话，逐渐增加到一次10片、12片、15片??想戒断的时候已经极其困难。“只要第二天停药，鼻涕就没完没了流，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兴趣，身体哪儿都疼，忽冷忽热，挺不过去，又开始复吃。”当止痛药、止咳水等药物都不能满足的时候，于楠找到了冰毒。他把自己走到吸毒这一步归结为最初的“吃药”，“像小偷先从小的开始偷，慢慢变成抢劫犯一样”。
曹枫则是和同学去迪吧蹦迪时最初接触到药品。后来为了维持那个“飘劲”，逐渐一天吃20片泰勒宁，最多时一天50片。
与他们有着相似轨迹的年轻人，在沈阳并不难寻觅。每天午夜12点以后，沈阳市太原街附近，城中最火的三个迪吧——东方斯卡拉、西部酒城和夜未央便热闹非常，随着音浪忘我摇摆的一群群男孩女孩中，不少人是上述药品的需求者。沈阳的迪吧凌晨之前提供歌唱、小品表演等，午夜12点之后开始DJ伴奏，与一般夜店无异。在沈阳，吃药蹦迪、常年混迹于夜场的年轻人，被称为“小摇子”。
年，财新记者四度来到沈阳，在上述三个迪吧都见到了成群结队的“小摇子”。吃片剂的，把成板的药物就着可乐一把吞进肚中；喝药水的，对着药瓶一饮而尽，在快感到来之前一起涌进迪吧。
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正常的医疗需求开始了首次接触。30岁的张翔是上海一家消费电子公司的高级硬件工程师。年末的一天夜里，他突发痛风。疼痛难耐中，前往医院。医生给他开了四盒泰勒宁，可以至少吃10天。次年5月，张翔骑自行车时摔倒，手臂骨折，医生的处方中又包含两盒泰勒宁。
泰勒宁化学名为氨酚羟考酮。说明书显示，它适用于各种原因引起的中、重度急、慢性疼痛，为复方制剂，其组分为每片含盐酸羟考酮5mg（毫克）。羟考酮是吗啡类的纯阿片受体激动剂，作用于人体内的阿片受体，起到镇痛作用，属于强效麻醉性止痛药。该药常规剂量为6小时服用1片。张翔说，他严格按照说明书，每天服用该药物不超过4片，在骨折恢复期几乎没有受到疼痛感的折磨。
骨折恢复期持续了三个月。三个月后，试图停药的张翔发现自己出现药物戒断反应。据他陈述，最严重的反应是失眠，即使借助安眠药，每天的睡眠时间仍无法达到三个小时。“这个药本身成瘾就很快，骨折疼的时候也顾不上，早上出门，如果不吃，就会有眩晕感，出虚汗，注意力很难集中，状态很差。”张翔说，他目前已确诊抑郁症，“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与他情况类似的还有姜敏。医院的医务人员，由于腰疼偶然接触了泰勒宁。“当时是看了这款药的宣传单，就拿了半盒试用装吃了一下。”他发现，泰勒宁的确能很好地缓解腰疼，且服药后“做事情雷厉风行，有干劲，有精神”。
但由于长期值夜班，睡眠质量差、精神状态不佳，姜敏对泰勒宁的需求逐渐不限于止痛，而随着依赖加重，用药量也不断增加。姜敏告诉财新记者，他的药量从最开始的一周一粒，半年时间里变成一天一板（10粒）。
无论是于楠、曹枫，还是张翔、姜敏，他们都不幸对所服用药物产生了依赖性。世界卫生组织（WHO）将药物依赖性分为精神依赖性和身体依赖性。这是指药物与肌体相互作用造成的一种精神状态，有时也包括身体状态，出现强迫的连续或定期的用药行为和其他反应，目的是感受药物带来的快感，或是避免由于断药所引起的不适。
曹枫正在尝试戒断泰勒宁。在戒断的前三天里，他整夜睡不着觉，感到关节疼痛难忍，有时会觉得头痛。
药物依赖性常常和药物滥用有关。非医疗目的反复、大量地使用致瘾药物或物质，令使用者产生依赖或瘾癖，被视为滥用。因滥用而对麻醉类、精神类药品产生依赖者，在全球并非少数。
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郝伟等学者，在年5月份曾发表《未雨绸缪：美国阿片类药物危机给我国带来的启示》。文章指出，在药企过度营销、倡导疼痛管理的尺度失当、行业协会不作为，以及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失察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仅年，美国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人数就达到5.9万以上，已经超过枪击和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总和。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强调美国阿片类药物滥用严重，每天有上百人因此死亡，并宣布全国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而在三个月前，美国联邦政府起诉阿片类药物羟考酮缓释剂（商品名OxyContin，奥施康定）生产厂商PurduePharma广告包含对成瘾性等方面的误导，药企被罚款6亿美元，濒临破产。
中国止痛药使用率一直较低，同时也是世界上对阿片类药物管理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在许多专家看来，中国未纳入政府管制（非列管）的精麻药物也并不存在全国广泛滥用。今年3月发表于《柳叶刀-精神医学》的一项全国性精神障碍大型流调结果显示，中国物质使用障碍患病率约为1.94%，排在所有精神障碍第三位，但主要是酒精使用障碍，药物使用障碍患病率仅为0.11%，非列管药物滥用比例更低。
但上海市药监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财新记者，从全国来看，药物滥用存在地区差异，在某些局部地区，滥用已十分严重。“这是很矛盾，一方面使用率很低，但另一方面就有很多人现在处于上瘾的状态。”云南省药物依赖研究所前所长李建华说。
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年8月发布的《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年）》（下称《报告》）至今仍是最新版本。其中显示，在各地区新发生人群所占比例中，东北地区所占比例高达40.4%。
他们中有不少人就在沈阳。“我之前在模特公司，经常去那种地方，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能看到很多小孩。吃药摇头特别普遍，那还是十年前，现在是年。”从事艺人管理及演出行业的沈阳人白刚告诉财新记者。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白刚得以近距离观察沈阳夜生活文化和吃药圈子。
青少年和低学历是药物滥用高危人群的两个主要特征。关于新发生药物滥用者的具体特征，《报告》提出多个群体特点：以男性、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无配偶、无业人员为主，女性低龄化（25岁及以下）问题比男性突出。
在上述人群中，被滥用药物不断迭代，现在成为“新宠”的是尚未被列管的泰勒宁。年进入中国市场的泰勒宁，由美国马林克罗（Mallinckrodt，NYSE：MNK）制药公司生产。公司财年的年报显示，泰勒宁以及另一款纯羟考酮成分的药物奥施康定，为马林克罗贡献了万美元的销售额。含有羟考酮的单方和复方制剂是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最常出现的非法流通和销售的药品之一。年，在美国由于误用或滥用药物导致的急诊就医事件中，羟考酮类产品以17.6万例排在所有处方止痛药首位。
易首次接触，易反复购买至成瘾，却难以戒断，以泰勒宁为代表的具有成瘾性的非列管药物应当如何管理？又当如何从源头上减少青少年群体接触此类药物的可能？
“小摇子”的世界
沈阳药物滥用群体很可能大多数并未纳入统计。前文所述的药物滥用监测《报告》所获数据来自全国家报告单位，只有强制隔离戒毒机构、禁毒执法机构、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自愿戒毒机构、社区戒毒机构、医院医院。但从财新记者所接触的所有药物滥用受访者的经历不难看出，他们都不在上述范围之内。财新记者在沈阳街头发现，被称做“小摇子”的青少年习惯住在太原街，他们吃药、蹦迪、辍学、无业、三五成群，年龄最小的十二三岁，最大的二十出头，一般来自沈阳郊区农村或附近其他城市农村地区。
很多青少年都是从迪吧开始接触“药圈”。据白刚介绍，迪吧为了铺垫人气，一般情况下，对于未成年人“来者不拒”，“以前还专门有‘小摇子’套餐，就是块钱两瓶酒加两个可乐，即使‘小摇子’还是消费不起也没关系，把他们吸引进来有人气。”
18岁的王龙曾经就是一名“小摇子”。他自述14岁时第一次跟朋友去迪吧，就像进入了新世界。一起去的朋友给了王龙一板镇咳药——氢溴酸右美沙芬片，“他说这玩意儿好玩，你试试。我开始不想试，后来他说你这都不敢吃啊，一激我，我就吃了。”王龙记得，第一次吃完后，“跟喝多差不多，感觉身体不是自己的。”飘飘忽忽的感觉过了一周才彻底消退。
作为中枢性镇咳药，非处方药氢溴酸右美沙芬片获批适用于干咳，包括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等引起的咳嗽。说明书显示，成人用量为一次1片-2片，一日3次-4次。王龙吃的片剂每盒2板24粒，价格不到10元。因为价格便宜且任何药店都能买到，氢溴酸右美沙芬片成为目前沈阳青少年药物滥用群体中最流行的药品，也常被用做混吃的“打底”药品。
在技校读了一年之后，王龙便退学，迅速与太原街上年龄相仿的朋友打成一片，去迪吧蹦迪让他更有亲切感。
“小摇子”多有着和王龙相似的经历。据财新记者访谈了解，他们多来自沈阳市农村郊区或沈阳周边的城市和农村地区，初中辍学、家境一般、无父母管束。家庭、学校、社会等一系列被认为应该将这些少年托住的安全网逐一失效。一名17岁的“小摇子”脱掉衣服后，露出大片的纹身还有各种伤疤，有自残留下的，也有和别人打架留下的。
太原街上的万达新天地和温州城逐渐成为这些青少年的聚居地。这里地处沈阳火车站附近，又接近闹市核心地段，像在郊区农村的家和繁华闹市之间一块若即若离的飞地。他们一般以日租的形式住在这里，随时可以留下，也随时可以离开。而西部酒城、东方斯卡拉和夜未央三个迪吧都在太原街商区五到十分钟左右的车程范围之内。
这两个商住混用的城市综合体，就在太原街地标性建筑群万达广场旁边。里面住了多少“小摇子”无人知晓，但王龙说“很多都是”。万达新天地包括每栋31层的四栋单体楼盘，隔街相望的温州城包括A、B两区，由三栋28层楼盘组成，其中8层至28层为住宅和公寓。按建筑住户数计算，仅万达新天地就超过户。温州城在网上被人直接称为“摇子城”。
在万达新天地一层底商门脸中，密密麻麻的住宿招牌格外显眼。入夜之后，万达新天地的四栋楼上亮起绿黄红紫的各色灯光，与周边其他住户楼万家灯火的景象截然不同。即使是凌晨3点以后，还会有人在大楼的入口附近询问行人是否住店，因为那是迪吧散场的时间。
一位夜班出租车司机也对沈阳青少年群体药物滥用的现象见怪不怪。“吃药的人老（太多）了，都是小年轻的，十五六、十八九的都有。去夜场之前先找药房。天天如此，年年如此。”
据多位有药物滥用史的“过来人”介绍，沈阳的吃药圈中，药品经历了多次更新换代。上世纪90年代杜冷丁（盐酸哌替啶）、摇头丸最为流行，一个在药店、一个在迪吧就很容易买到。年沈阳召开全国运动会，期间展开一轮毒品严打，之后服用非列管药物代替毒品的现象普遍。
这与沈阳当地多名受访者经历一致。在他们的药物滥用史中，从镇静类的安定片（地西泮）到镇痛类的曲马多片剂再到感冒止咳类的泰诺奇（复方可待因口服溶液）、小儿联邦止咳水（复方磷酸可待因溶液）等溶液剂，直至现在镇痛类的泰勒宁、感冒止咳类的右美沙芬片和澳特斯（复方福尔可定口服溶液）、惠菲宁（美敏伪麻溶液，成分包括氢溴酸右美沙芬和盐酸伪麻黄碱）不一而足。
那些被滥用的非列管药物
“说墙上全是蚂蚁、虫子。”高莉对财新记者回忆初次听到儿子曹枫突然抽搐时说的话。她后来才知道，儿子所谓的癫痫发作和说胡话是因为吃了盐酸曲马多片，而且从年17岁的时候就已开始，“到现在，13年了”。这是他成瘾的开始，而这类药物如今纳入政府对成瘾物质的目录管理。
有成瘾性的药品通常分为麻醉类药品和精神类药品两大类。根据《禁毒法》，除了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等传统品种，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麻精类药品）都被视为毒品，应当“列管”，即纳入管制品目录。由此严禁其作为毒品的使用和流通；同时，依据医疗、教学、科研的需要，麻精类药品可依法生产、经营、使用和储存，但必须仅用于上述目的以及严格限制用量和流通。
根据联合国颁布的《年麻醉品单一公约》和《年精神药物公约》，麻醉品包括阿片类药物、吗啡制剂、可待因等，精神药物则包含巴比妥类药物、苯二氮卓类药物、各类致幻剂和中枢兴奋剂等。此外，烟草、酒精等物质也易让人产生依赖性，但未被国际公约列管。
中国于年宣布加入前述两项公约，在此之前，原卫生部等部门已发布《麻醉药品管理条例》《医疗用毒药、限制性剧药管理规定》等多份文件，对麻精类药物进行管制。而在加入两项国际公约后，国务院于年和年分别颁布了《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和《精神药品管理办法》，其中，依据对人体产生依赖性及危害健康的程度不同，精神类药品被分为第一类和第二类，品种由原卫生部确定，前者管制原则等同于麻醉药品，必须由具有专门处方资质的执业医师使用特定“红处方”开药；后者成瘾危害性被认为相对小一些，管制也更宽松，如执业医师无须专门开方资格，但应根据临床指导原则用专用“白处方”开药，同时二类目录药品允许依规进入零售。
年，随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成立，麻精药品的管制职责由卫生部门转到药监部门。年，两类药品管制合并，国务院第次常务会议通过《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下称《条例》），并公布《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卫生部门仅负责对医生处方环节进行规范管理。
近年来列管药品不断增多，至年最新版本，上述目录包含种麻醉药品及种精神药品。随着禁毒与反禁毒的较量升级，列管目录外由实验室合成的新型毒品也不断出现，一个典型例子即对现有毒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得到的新型毒品芬太尼类物质。与此有关，年10月1日起中国实施《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至年扩增的该目录中已有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包括23种芬太尼类物质。新型毒品和具有成瘾性的药品的升级换代，也给禁毒工作带来挑战。
相比普通麻精类列管药物，非列管处方药的管理更为宽松，滥用处方药者也几乎无需负法律责任，这为此类药物日后流弊滥用埋下隐患。多名受访者告诉财新记者，列管制度对减少药物滥用作用明显，但药物依赖者总能找到未被列管却作用相似的新药。
于楠和曹枫的成瘾之路都从盐酸曲马多片开始，这也是很多成瘾者的“入门药”，其成分为反胺苯环醇，属于强效中枢镇痛药，原本获批用于癌症疼痛，骨折或术后疼痛等各种急、慢性疼痛。
该药于年在德国上市，中国自年起在临床上逐步推广此药。患者如果长期反复服用，不仅会严重损害心、肺、肝脏功能，还会长时间出现幻觉与快感，这些感觉诱导人上瘾，却也威胁着大脑的正常思维，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十多年前，中国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曲马多滥用，一度引起社会 但吃了三年多盐酸曲马多片的曹枫并没有停止吃药。盐酸曲马多被列管后的十年里，他先后从小儿联邦止咳水换到泰勒宁。小儿联邦止咳水为复方磷酸可待因溶液，主要成分为可待因，因为滥用严重，也于年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但曹枫再次转向另一种替代药物，印有“”字样的白色片剂——泰勒宁。
一名药物成瘾者将标记着“”的泰勒宁药片图案纹在身上，药片纹身旁是一条吞噬自己的蛇。
23岁、从沈阳一家艺校舞蹈专业毕业的小孔说，自己还吃过可非（复方磷酸可待因糖浆）、抗癫痫药物卡马西平。小孔家在离沈阳只有半小时高铁距离的本溪。因外婆家在沈阳，他也算“半个”沈阳人。父亲好赌、母亲好玩的小孔在小时候就被大人给过一粒药，后来他才知道那是摇头丸。白刚说，沈阳的吃药圈里还流行过安定片（地西泮）、立健亭（复方磷酸可待因溶液，俗称大力药水）、力克（功能性保健饮品）以及红牛加葡萄糖。随着列管药物的名录扩大，地西泮、可待因、曲马多、福尔可定陆续被列管，而未被列管的泰勒宁异军突起。
高莉原本坚定地认为，只要被国家列管，药不再轻易能买到，曹枫就不会吃了，但现实令她绝望，“先是曲马多还能控制，后来是药水也还行，你说现在又转到泰勒宁了。他过年都31岁了，再没有机会了，还能年轻多久？”
相应药品被列管后的确会在滥用群体中形成警示作用，因为会被视作毒品。
于楠说：“大家都不敢吃了。泰勒宁没被列为二类。你被抓了也没事，吃盐酸曲马多被抓着了不是属于吸毒么。很多都拿泰勒宁去替代，也有很多其实是用它戒曲马多，没想到泰勒宁比曲马多还难戒。”
于楠目前在家里进行社区戒毒。他找到了一份工作—做客服电销，偶尔还会兼职做婚礼主持。
多名受访者告诉财新记者，泰勒宁能让使用者体验到欣快感，长期服用有成瘾风险，但其便宜易得、没有列管，吸食者即使被发现也不用负法律责任，已经成为许多药物滥用者的选择。
“应该让人们意识到，这个社会不仅是有人在吸毒，还有人在嗑药。”于楠说。他并不愿意和圈外人过多交往，之所以接受财新记者的采访，是希望让相关人群的现状和吃药乱象引起重视。
上瘾
多数针对青少年药物滥用所做的分析指出，处于家庭、学校、社会三不管地带的青少年群体中，环境俘获效应明显。
在太原街的日子，王龙每天12点以后起床，醒了之后要么玩游戏，要么玩短视频。饿了的时候，有钱就买东西吃，没钱就饿着。这是太原街上“小摇子”的基本状态。他们一般昼伏夜出，三五成群，多人挤在一个房间群居是常态。日租房星期六、日每晚元，小房型80元，“基本都在元上下”。房租和吃药是每天最大的开支。
到了夜幕降临，“小摇子”会为了增加蹦迪的快感和体力而吃药。“咱们都是去夜场时候吃，跳舞吃，这样跳的时间长，有劲儿，要不你跳不动。大家都是这样接触这个药的。”于楠说，自己不论离开沈阳多久，只要他回到沈阳，药瘾就又会被唤醒，因为这里的环境和人。
沈阳太原街，每到傍晚，成群的乌鸦在万达公寓和温州城之间的小广场上空呼啸盘旋，宣布黑夜降临。这个时候也是“小摇子”开始收拾出门，准备寻找“上劲儿”药物的时间。午夜12点，从万达公寓和温州城去往迪吧的路上，地上随处可见刚服用完的药罐和包装。
一些药物滥用的青少年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回归正常的人生轨迹，与药物断联，王龙就是一个案例。只在摇头蹦迪的时候才会吃药的王龙还未上瘾，加之没有经济来源令他无法负担成瘾性更强的其他药品，所以刚刚成年的王龙没有向药品再进一步。但在现实中，有人会从滥用变成上瘾，从此与具有成瘾性的处方药难以分割。
从初中直至技校毕业，曹枫与药品的关系逐渐从滥用转为上瘾。“上初中的时候就吃药。就知道扎针吸毒上瘾，不知道吃药能。”曹枫说。现在回想起来，高莉觉得不应该让曹枫去迪吧，她后悔那时没能管住他。
沈阳太原街的日租房里，睡到中午的“小摇子”开始起床“唠嗑”，说着昨晚“上劲儿”的感觉。其中一个说：“每个药的劲头都不一样，服用的量不同，劲儿也不一样。”蹦完迪已经是凌晨3点，“小摇子”在楼下小卖部买了啤酒继续喝起来。
化妆后去蹦迪、斗殴中挂彩、打游戏，“小摇子”以自己的方式消磨时日。
医院、药店、迪吧附近都十分易得。于楠介绍说，在沈阳遍地的药店里，自己随便找了三家就有一家不用处方能买到药。而18岁技校毕业时，曹枫已经对盐酸曲马多片成瘾。盐酸曲马多在列管后难买到，曹枫逐渐转向泰勒宁。刚开始把泰勒宁介绍给曹枫的“药友”告诉他，泰勒宁没有成瘾性。“我一开始吃三四片，觉得挺得劲。”
但不久之后，曹枫发现自己在不吃药时没有力气、情绪焦躁、心跳加快，并且腰酸背痛和腿部抽筋。每天服用的泰勒宁越来越多，顶峰时达到每天50片。“吃完就好了，但好的劲儿就持续一个多小时，所以还得接着吃。”曹枫意识到自己对泰勒宁上瘾了。
母亲高莉希望他能学会电焊，有一门固定的手艺，但那时曹枫“不吃药就干不了活”，“身上疼，待不住，冒汗”，他甚至常常睡不着觉。而且必须在前一天把第二天的药买好，早上不吃没有办法正常上班。“只有兜里有药，心里才有底。”那段时期，曹枫白天要吃两到三盒泰勒宁（每盒10片），晚上要再吃一到两盒。
他告诉财新记者，没被药瘾控制时，自己整天有说有笑，当时打来家里的电话不断，都是朋友叫他去串门做客。“自从沾上药就变了。睁眼吃药、闭眼吃药，除了吃药不知道干啥，也从来不知道身体好是什么感觉。活得不是自己。”
药瘾控制了曹枫到目前为止全部的成年阶段，31岁的曹枫至今没有完整做过一份工作，母亲希望他能学成汽车维修和电焊两种技术，但都半途而废。
越来越大的药瘾也意味着越来越大的买药花销。
小孔告诉财新记者，在河北廊坊工作时，因为一直在当地一家药店买泰勒宁，只用7个月就积了4万多分，“一分就是一块钱”。
因为要钱买药，没有收入的曹枫跟父母曾多次爆发激烈冲突，高莉甚至报过警。高莉计算过，曹枫一年用在吃药上的钱就要五六万元，而自己和丈夫加起来每个月只有将近元的收入。一家人现在住在一栋不到80平方米的两居室里，只有洗手间安了门。房子里的一切陈设几乎都是必需品。高莉说：“因为吃药一家人天天吵架，东西都摔得差不多了。”
在过去十年里，阻止曹枫吃药成为如今60岁高莉的全部生活。高莉原来在一家残疾人福利厂工作，虽然腿部有残疾，行动不便，但几乎天天跟着曹枫。而曹枫59岁的父亲原来在一家汽车厂做维修工人，因为一次由吃药引发的吵架在年突发脑出血，现在半身不遂。
靠父母花钱买药的曹枫，每次吃完后所体会到的快感很快会被负罪感替代。曹枫把“孝敬父母”四个字纹在了手指上，但他知道自己成年后从未做到过。“我是向父母要钱吃药，所以负罪感特别强。每次吃完了，心里其实还是难受。”
药物成瘾对人体健康和社会治理都带来负面影响。多名受访者告诉财新记者，药物成瘾者后期不得不靠药物维持正常人的状态，但这种“正常”只是药效作用下的“假象”，而深度成瘾者长期大量滥用这些药物还会出现间歇性癫痫、记忆力减退、出虚汗、呕吐、肝肾疼痛等症状。
成瘾带来的强迫性觅药让成瘾者不顾经济条件，欺骗甚至抢劫也在所不惜。在从父母手中拿不到钱后，曹枫为了买药开始到处借钱。“以前的钱都是跟同事借，现在没人借我，已经没有朋友圈子了。知道我吃药的人对我的印象就是吃药，不知道我吃药的人对我的印象就是借钱。”
根据沈阳当地媒体报道，沈阳曾发生多起由泰勒宁“药瘾”引起的治安事件。年，沈阳市公安局铁西分局七路派出所连续三天接到辖区内药房报警，称其财物及泰勒宁药品被盗，犯罪嫌疑人孙某在被刑拘后交代，其每天需要服用50片泰勒宁，前后盗取该药共计盒。
年10月，沈阳市沈河区3天连续发生3起持刀抢劫事件，后查明持刀者刘某某因长期大剂量吸食泰勒宁，先后透支4张信用卡，并欠下10多万元，为筹钱购买管制刀具，并在刀具上涂抹番茄酱制造血腥场景，以24小时营业的女性营业员值守的超市为目标，抢劫现金、香烟等，都用于购买泰勒宁。
泰勒宁之争
在所有处方药中，泰勒宁的高成瘾性被多位受访者反复提及。曹枫说，在此前数年的吃药经历中，他从没有出现过像停用泰勒宁时那么强烈的戒断反应。
广州晴日心身专科诊所创始人何日辉告诉财新记者，在没有被列入《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和《麻醉药品品种目录》管控的处方药中，泰勒宁是成瘾性最高、最值得 泰勒宁在“吃药圈子”里被称作“”，其成分中含有盐酸羟考酮和对乙酰氨基酚，前者是盐酸吗啡的衍生物，药理作用与吗啡相似，具有镇痛、镇咳、抗焦虑和镇静作用，但也具有依赖性和成瘾性。在中国，单方制剂盐酸羟考酮与盐酸曲马多一样属于列管药物，但添加了对乙酰氨基酚的复方制剂仅作为普通处方药管理，几乎所有的药店都可以买到。
泰勒宁进入中国21年，曾游走于列管和非列管药物目录，这似乎与疼痛管理的监管理念出现调整有关。它甫一在国内上市即成为列管药物，但在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含麻醉药品的复方制剂管理的通知》，将一批含列管药物的复方制剂调整为处方药管理。文件对这一调整的解释为：“为满足广大疼痛患者对镇痛治疗的医疗需求”，并称药品“取得了较好的医疗效果”。
该通知规定，口服固体制剂单位含羟考酮不超过5mg，且该制剂中不含其他列入特殊 但上述调整存在异议。“将含容易成瘾的麻醉药品成分药品由特殊管控药品转换为普通处方药，看上去好像是满足了患者对镇痛治疗的医疗需求，实则给患者带来了成瘾的隐患。”冀连梅称。
北京、上海等地药监部门曾以不同形式对泰勒宁滥用发出警示。年初，一篇发表于《上海食品药品监管情报研究》的文章指出，国家将盐酸羟考酮单方制剂作为麻醉药品，进行严格的特殊管理，而复方制剂氨酚羟考酮内的盐酸羟考酮含量与单方制剂相同，均为5mg/片，监督管理要求却相差甚远，提示含麻醉药品的复方制剂引发的滥用问题不容忽视。
同年初，上海一家药店曾经被发现该药销售异常，一周内销售达数百盒，市食药监局当年1月30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加强氨酚羟考酮片的销售管理，对药物实行凭处方及身份证销售的规定。但据财新记者了解，其余地方鲜有提出同类要求。
为了保障安全用药，冀连梅呼吁泰勒宁应该像其他阿片类药品一样严格实行管控，但这一呼吁在止痛药普遍使用率低的中国，并未形成共识。
多名专家向财新记者表示，一种药物是否应被列管需要严格评估其成瘾性和滥用程度，但泰勒宁目前缺乏此类评估。前述上海市药监局人员告诉财新记者，过量使用阿片类药物就会产生依赖性，“但不是说相关（成分）药物就存在滥用。例如咖啡因是中枢神经兴奋药，也是特殊管理的，但酚咖片就不受管制。”他指出，一些含阿片类物质的复方药物，“相当于稀释了药物，不会产生成瘾”。
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教授刘志民指出，是否纳入列管不能贸然作出决定。“需要成立专家组作出调查评估，要有流行病学的调查。需要探究的问题包括：有多少人滥用这个药？什么人在用？他滥用的原因、性质是什么？它对公共卫生、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都需要有数据，然后由专家组作出评估和决定。”
列管让成瘾性药物难以获取，但也意味着医生开药更难，这对止痛药使用率本就偏低的中国，是否真的利大于弊？郝伟向财新记者强调，中国止痛药使用率本就不足，管制升级只会进一步影响临床疼痛管理。他以吗啡为例指出，中国癌症患者人均吗啡使用量为mg，仅能满足需求的16%，远低于发达国家。
何日辉认为，这种“一刀切”的管理方法并不可取，因为疼痛是临床中实实在在的需求，简单的增加列管只会催生下一款替代性止痛药滥用。他说，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正是曲马多管制升级，被“红处方”“白处方”严加束缚的医生才会转向泰勒宁。许多日常用来镇咳、止痛的药品，如处方药复方甘草片也具有成瘾性物质，如果仅凭其存在成瘾性就全部纳入列管，显然并不现实。
地下链条
中国对列管药物的管理日趋严格。原国家卫生部（现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年颁布《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处方管理规定》，对执业医生开具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红处方”以及第二类精神药品的“白处方”的剂量、审核、核对等都做了详细规定。“我国对麻精药品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是有相关的管理规定的，不能随便开具‘红处方’，医生需要经过资格培训，医院也需要有相关的资质，要符合‘五专’（专人负责、专柜加锁、专用账册、专用处方、专册登记）等要求。”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时杰表示。
医院亚运村分院麻醉科主任南兴东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具备开具“红处方”资质的医生在执行管理规定方面非常严格，他认为这类特殊药品从医生手中非法流失的可能性不大，“尤其医院。因为麻精药品管理严格，处罚也非常严格。医院的规章制度问题，如果达到一定数量，可能要违法的。”他认为，具备麻精药品处方权的医生，医院任职的医生，不太可能为了这点利益葬送自己的前途。
但相比之下，非列管药物易于获得。张翔由于痛风和骨折接连被开出六盒泰勒宁，在出现失眠、眩晕等戒断症状后，他先后去上海、医院求过药，“配药医生有些会看我的病册，大部分会直接开。”张翔认为，许多医生都不清楚泰勒宁的使用规范。
通过正规的线上渠道也可以购得药品。据财新记者体验，多个处方药网售平台虽要求“上传处方照片”，但事实上上传任何照片都能过审，甚至无需上传照片。在京东医药平台，有的药店可以一次性买10盒泰勒宁，在告诉对方本人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店铺客服仅询问此前是否用过，用过就可以买。
“小摇子”则多从药店和药贩子手中购得泰勒宁。曹枫说，他去药店买泰勒宁，几乎不会被拒绝；而在“小摇子”最常去的东方斯卡拉门口，每天晚上都有两三个直接手握药品的药贩子在路边的入口旁等待，因为接送蹦迪者的出租车都会停靠在周围。来往的人如果表示有需求，便都可以与他们交易。右美沙芬片、复方曲马多片、氨酚曲马多片、氨酚羟考酮片等均可买到。此外，在沈阳的药圈里，不少“小摇子”直接通过手机 在财新记者通过 为了阻止曹枫吃药，高莉去找过药店，报过警，向药监局举报，但都无功而返。在发现曹枫吃药后，行动不便的高莉曾找到过儿子常去的药店。高莉告诉药店店员，不要再卖药给儿子，但店员只回给她一句：“你自己家孩子，你自己回家管。”她说，自己被噎得哑口无言。
在曹枫开始滥用止咳水后，高莉有一次被儿子气得直接报警。但警察告诉她，他们对这事没有管辖权，要找药监局。于是高莉打电话给当地药监局投诉，对方告诉她要有证据，比如药品小票。“那会儿哪有小票呀，连外壳都没有。”高莉喊道。
非列管处方药的销售十分隐蔽。在沈阳药店，药物滥用者和店员之间都是直接现金或手机支付，从不开具小票和发票，有的药店连右美沙芬片这类非处方药的药品外包装都要留下，不能带走。
对医院、药企、药店和药贩子来说，把药卖给药物滥用者群体，几乎意味着稳定、可观的收入，但要打击这些渠道的违规销售行为，却并不容易。曹枫说，泰勒宁成瘾者一个月的药费花销少则三四千，多则七八千，“一个月怎么也得块钱。然后每个月至少二三十人去买，药店就指着这个赚钱。而且严打或者管得严的时候，药店都会提价。泰勒宁已经从35元涨到75元”。
在沈阳负责国内某药企第三终端推广（诊所和药店）维护的马先生说：“这种卖给成瘾者的药都不会在明面上摆着，不仅卖的时候没有票，进货的时候也是不走发票的。这样的药进货渠道很多，都是从正规药企出来，有的从走票公司手里拿，有的是跟公司订货它直接给下面送。长期卖给成瘾者，药店和诊所一般都能估算出进货量。”
据马先生介绍，这种不开发票的药，对于进货者来说还能在价格上更优惠，惟一的风险就是药监和税务来查货验票。“一般检查都要看你的药品出入记录，看发票记录。但其实检查时间都是固定的，一般春天一次，秋天一次。”
32岁的王伟是长春一家私人诊所的负责人，也是一名曲马多成瘾13年的药物滥用者，已戒断半年有余。医院和药企工作过多年，在做药企代表期间长年往返于东三省，尤以沈阳最多。
王伟说，因为来自药物滥用尤其是成瘾群体的收入稳定、可观，在买药者想要的药品因为被严控或者没有的时候，药店店员会为已经熟识的买药者推荐能起到替代作用的其他药品。店员推荐药品的原则是在有相同或相似成分的条件下，“哪个利润高卖哪个”。
而在吃药圈子里，哪儿能买药以及吃什么药的消息传播很快。“只要跟身边的一说，那一下子就传开了，传得很快很快。”王伟说。
在药物滥用问题背后，药企作为生产和供应方的角色微妙。以年上市的羟考酮缓释剂为例，厂家PurduePharma曾片面地引用文献称，使用医源性阿片类药物的成瘾者十分罕见，并资助场有关阿片类药物治疗疼痛的医学教育会议，宣称阿片类药物的成瘾风险很低。其结果是，该药物上市后的五年间，处方量从31.6万增加到1万。年，FDA措辞严厉地要求监管阿片类药物治疗疼痛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
王伟说，他此前供职的药企，“开始生产这个药部分的原因就是看到了这个市场。盐酸的（曲马多）被管制了。这种药基本上都是得癌症或者做过大手术的人用，但是它的销量这么大，肯定会引起药厂的注意，怎么回事他们心里跟明镜儿似的。盐酸曲马多被列管之后，复方曲马多就出来了，它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以后，氨酚曲马多又出来了”。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财新记者，泰勒宁的销售存在两个明显问题：一是在成瘾性上误导宣传，二是管制不严。在其展示的一张泰勒宁代理商送来的宣传单上，这款药宣称有“比非甾体类消炎药更强大的止痛效果；更低的成瘾性；无需医生特殊处方；持久止痛”。
这些信息甚至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医生。在急诊科工作的姜敏告诉财新记者，他也是看到了泰勒宁的广告，在腰痛时拿了半盒试用装，使用后觉得精神很好，之后便在值夜班时偷偷服用，直到发现自己的药量从一周一粒增加到一天一板，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出现明显滥用和依赖。
沈阳市公安局一名警察告诉财新记者，“此类情况属于违规出售药物，服用（滥用）此类药物的现象确实存在，药店也清楚。”“泰勒宁不属于一二类精神类、麻醉类药物，服用与贩卖不属于吸毒贩毒，正因为如此，药店才敢出售。”
在对药店和药贩子这两种曹枫最常用买药渠道的拦截行动中，高莉只有一次不属于自己的成功。她去迪吧门口找过的一个药贩子因倒卖止咳水被查，最终被警察带走。
难以追踪的处方
由于医生对药物认识不足，加上药企、经销商等利益驱动，一张张处方被开给患者，而这张处方未来流向何处却难以知晓。据多名受访者陈述，医院处方去不同地方反复开药，甚至无需处方就能买到药的线下药店及网络渠道也大量存在。
“我们需要一种特殊的管理办法，要有电子处方监控。”李建华告诉财新记者，这一技术应包括电子处方记录和预警系统，可追踪购药者行为，医生或药师可通过患者身份证号查询其开药记录，如果发现患者频繁出入医疗机构开具有成瘾性的药物，应当进行预警。
但在现实中，医院与药店的电子处方系统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预警系统则从未建立。
一种药品要抵达买药人手中，通常有两种流通渠道，医院药房，另一条则经药店、网络等零售渠道，两种渠道的处方数据仅在少数地区或售药终端间进行了对接，多数情况下，患者甚至难以将医医院，这已成为追踪患者购药渠道的阻力。
背后原因在于，处方一向被视作医疗机构的核心信息，医院放开动力有限。
据中康CMH的统计，年，中国处方药市场达亿元，医院终端占79%。而在美国，这一数字约为55%，处方外流一旦实现，医疗机构将分出巨大“蛋糕”。
年，国务院曾多次发文鼓励探索门诊患者多渠道购药模式，同时明确提出“医院限制处方外流”。如年1月，国务院曾发布《“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提出要“医院门诊患者多渠道购药模式”，“不得限制处方外流”；一个月后，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到，要推进“互联网+药品流通”，积极发挥其在打破垄断方面的优势和作用。
多地在文件出台前后进行过电子处方试点探索，如成都、西安、西宁、海口等，年3月，重庆市成为全国首个省级电子处方试点地区，当时被视作处方外流的重要信号。但尽管每一次电子处方试点都被寄予期望，医药界人士对其能够撬动处方外流的程度仍然表态谨慎。
“（电子处方试点）总体上进程缓慢，规模较小。它代表着未来的发展趋势，可以增加人民群众对药品的可及性，但目前效果达不到预期。”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副教授刘炫麟告诉财新记者，电子处方试点效果不理想，既有技术上的原因，如系统的链接、电子签名等技术尚不成熟；也有现实条件限制，如药店中的药师配备不足，目前只能小范围试点。
同时，刘炫麟指出，电子处方试医院的利益，虽有利于患者和药房，但医院没有获益，因此合作动力不足，医院具有一定逐利性，“以药养医”已经成为公开秘密，医院与药店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
多地文件提出，零售药店若想试行凭电子处方销售处方药，应采取与医疗机构对接的方式，实行计算机联网，并通过信息系统从医疗机构获取电子处方。
这意味着，药店如果想对接医疗机构的处方信息，需首先找到愿医院，医院的“关系”，而如果要实现全国性覆盖，即追踪患者开处方和购药等行为何时在何处发生，更是难上加难。
医院不配合处方外流的事过去时有发生。以不断尝试推动“电子处方化”进程并希望能够撬动处方外流的阿里健康为例，其早在年就曾在东北医院等先后试点针对自费患者的“电子处方化”，但由于触动了医疗机构的药房利益，医院支持力量不断削减，双方合作未能持续。
同年，阿里健康与河北省政府合作，希望以行政医院的电子处方化，并通过曾针对患者和药店进行双向补贴的方式拉动业务增长，医院暗中抵制，并因“烧钱”压力加大而冷却。
三不管地带的青少年
即使医院、药店等不同销售终端信息，并对开药行为异常的个人进行监控预警，要完全防住处方药滥用，仍有难度。
“我们现在说有黑市，尤其是网络上，要监控起来难度是相当大的，一些药物会变着各种名字或者暗语在网上售卖，这监管就很困难了。”李建华说，这些药物或是私人合成，或是通过非法渠道流弊，“只有需求量减少，才会让供应链萎缩”。
李建华所说的“需求”，指的是滥用药物的人群，这其中，那些所谓的“坏学生”“不良少年”“留守青少年”等缺少社会 鲁东大学问题青少年教育矫正研究院博士滕洪昌告诉财新记者，他曾去云南进行社区调研，发现在当地未成年犯管教所中，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未成年人被送进去的原因与毒品有关。“我们首先不能把棍子打到小孩身上，这肯定是不对的。”滕洪昌强调，每一个“问题孩子”出现的背后，都是家庭、学校、社会等因素的综合失守。
“我们发现他们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很多家庭出了问题，主要是包含两方面，一个是家庭结构，一个是家庭功能。”滕洪昌说，家庭结构问题包括一些青少年出身于单亲家庭，或是留守儿童，父母的关爱并不完整；家庭功能问题是指，有的孩子尽管父母都在身边，但他们的教育方式产生了不良影响，比如从小就对孩子进行暴力伤害，有的父母则可能过分溺爱。
此外，滕洪昌指出，学校、社会的教育管理缺位也为许多青少年的成长埋下隐患。
他强调，同伴圈子文化、网络文化等都会对青少年成长产生明显影响，但就目前而言，学校多只承担文化教育、知识传授的责任，社会也缺乏相应的干预机制。“很多这样的小孩，学习不好，打架斗殴，品行也不好，学校恨不得往外推，有一些就直接开除了，但（到社会上）刑法也不管用，治安管理处罚的话可能就罚点钱，然后责令父母管教，根本也不管用。”滕洪昌说。
李建华指出，对这些青少年的教育不只是告诉他们相关知识，更要提高这些孩子的技能，包括“做决定的技能、抵御毒品的技能、抵御压力的技能、管理情绪的技能、管理时间的一些生活技能”。李建华说，如果没有这些生活技能训练，这些对毒品、药品易感的青少年仍有可能再次“复吸”。
戒断艰难
对于成瘾者来说，自行戒断存在困难，而非列管药物成瘾，并不纳入强制戒除的范畴，需要成瘾者自费寻求治疗。现有治疗机构费用高、专业性薄弱等问题，也将成瘾患者挡在门外。
多数选择自行戒断的成瘾者，都提及曾用不同的药物替代戒除，比如，用曲马多来戒泰勒宁，或者用止咳水戒曲马多。然而，这些受访者的经历表明，他们最后大多都染上不同类型的成瘾性药品，这种药物依赖-上瘾-用新的药物辅助戒断-对新的药物上瘾-再次戒断，就像一个没有尽头的死循环。
“每一个替代的治疗方案，它一定是要有原则性在那里。”广医院物质依赖科的主治医生告诉财新记者，比如说选择替代药物时，一般会选成瘾性弱一些的同类药物，不能用更强的药物。这位不愿具名的医生指出，治疗药物依赖有三个步骤：首先，替代性药物要有足够剂量，不会让患者刚开始停药时有明显的不适；其次，要逐渐减量，就是接下来要慢慢减少剂量，具体减少多少剂量也会有相应规则；最后，要逐渐减掉，直到最后间接停药。“每一步都有很强的指征。”他强调，比如说间接停药这个步骤，一般不超过三个星期就一定得把替代性药物停下来，要不然就会容易形成二次依赖。
还有一些成瘾者，尤其是因药源性对泰勒宁产生依赖的早期成瘾者，则决定靠“毅力”战胜药物依赖——也就是直接停药，不使用替代性药物辅助，或者只吃一些必要的安眠药。
“可是现实是这种疾病不关乎你的意志力，有时候有些痛，或者有些戒断反应，它不是自己可以忍受得了的。”前述物质依赖科主治医生说，这样强行戒断会有风险，而且成功率不高。他进一步解释道，这种风险性表现在，强行戒断容易出现严重的戒断反应，比如无人在场的时候癫痫发作。此外，“到忍受不了的时候，吃回去的量会更大，反而导致挫败感更强”。
何日辉对财新记者表示，正规的戒断去医院的药物依赖科、自愿戒毒所，或是专门的成瘾治疗机构。但郝伟等学者指出，国内的成瘾治疗，特别是医源性成瘾治疗的队伍建设非常薄弱，患者往往“投医无门”。
但多位治疗药物依赖的医生均表示，接受正规治疗其实也无法完全保证彻底戒断。“成瘾物质最难治的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心理依赖（也就是心瘾），第二是稽延性的戒断反应，也就是一些延迟性的反应。”一位要求匿名的医生进一步解释，比如说患者即便出了院，偶尔还是会有些不舒服，或者情绪不好，有些人因此会复吃。
另一方面，成瘾治疗在国内常被扭曲为“戒毒”治疗，这种歧视与偏见也使成瘾者望而生畏，阻碍了他们的求医行为。“不愿意暴露自己。”于楠告诉财新记者，自己不愿意接受治疗的原因，“因为吃这玩意的话感觉特别羞愧。”而这种羞愧感与社会长期边缘化甚至污名化药物依赖者不无关系。
财新记者调查发现，治疗费用高和不信任是这一群体不愿意到机构治疗的另外两个主要原因。
“太贵了，承受不起那么高的医药费。”曹枫说，“而且去了也没啥用，它也是给你吃一种药，替代品，吃完困了就睡觉，但是也有成瘾性。半个月或者一个月以后出来，那个药也上瘾了。”以治疗泰勒宁成瘾为例，财新记者走访据称亚医院医院发现，一个月的费用大约在1.5万元到2万元之间。
“脑海中没这个概念，没往这方面想。医院，因为一大部分是心瘾，他们帮你身体戒断，但心瘾还是靠自己。”另一位受访者表示。
在确诊抑郁症后，张翔先后在无锡、上海嘉定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看病，医生为他开出抗抑郁药和安眠药。张翔说，每次即使服用安眠药，他也只能浅睡三到四个小时，而抗抑郁药在尝试到第三种后，终于感到有明显作用，“我的情绪平稳一周了。”他说。
姜敏正在进行第三次泰勒宁戒断。他说：“第二次戒完时，我中间去海南散心了一次，那个时候睡眠也不好，天天两种安眠药联合用才能睡着。后来慢慢调节，治疗抑郁症，睡眠好了，就开始放松警惕。我前面两次都戒了，为什么第三次戒不掉？”
河北固安，一名泰勒宁成瘾者在夜店做舞者。因为工作原因，作息黑白颠倒，很多时候他通过服药来让自己保持好状态。他说现在瘾没有之前那么大了，要是想戒也就戒了。
与张翔不同的是，姜敏不打算去精神科看病，“医院都不要。”姜敏说，他打算像过去一样，自己挨一段时间，“注意加用抗抑郁药、保证睡眠就行”。
曹枫现已熬过停药后的身体戒断反应，可正常吃饭睡觉。但高莉无法确定自己的儿子这次戒断能否成功，她说，以前痛哭流涕下跪发誓的情况都发生过，但最后曹枫还是会复吃。
虽然嘴上说“都不准，骗人”，但高莉还是去给曹枫又算了一次命。“说是30岁以后就好了。”她不知道年，儿子能否如她所愿，把电焊技术学好，然后找个稳定工作，再交一个女朋友。曹枫来到家里拆迁之前住的地方。这里曾经有过他最快乐的日子，他和小伙伴经常会在河里滑着冰车去好几公里之外的地方。如今他戒断已经有一段时间，他计划不吃药之后好好锻炼身体，找个工作，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王龙搬离了太原街，目前住在南塔的一处居民楼里，和现在的女友合租了一套三居室中的一间。王龙说，女孩在读技校，还有半年毕业。他坚决不让女友吃药或蹦迪，自己也很少再去。王龙离开太原街后，和女友在沈阳南塔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已过中午12点，王龙还是很困，女友将他从床上拖了起来。王龙在出租屋里养了十几只小仓鼠。小时候父亲不让他养小动物，有一次他把一只小狗带回家，父亲当着他的面把小狗活活摔死了。王龙陪父亲吃完饭后没有留在家里过夜，傍晚搭车返回沈阳市区。现在他和女友住在沈阳南塔的出租屋里，19岁的他已经离开太原街，也很少去吃药蹦迪，但依旧不知道未来自己该做什么。 有成瘾者极力想摆脱处方药，也仍有新人加入这一群体。年农历新年前一周，王龙16岁的表妹带着男友和朋友到沈阳市里玩。他们的日租房就在温州城，每天晚上就是去吃药蹦迪。王龙陪着他们去，但没有吃药。他只是感慨说：“一代又一代啊。”
应受访者要求，于楠、曹枫、张翔、姜敏、白刚、高莉、王龙、小孔、王伟均为化名
财新记者丁刚，实习记者马嘉、纪思琪对此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刊发于《财新周刊》年第10期，原题为：封面报道
他们吃药直到上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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