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也有过被从既有社会结构里甩出来的经验。文革时候的文人，就是民国时候的武人。按照以前的活法，那是活不成了。新的活法是什么？不知道。当一种文化和尊严已经丧失了，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文/资深媒体人雷晓宇
且不说陈凯歌的《道士下山》拍得怎么样，但他欣赏徐浩峰的作品，我一点也不意外。徐皓峰的小说，主题无非就是这个：在一个已经没有尊严的时代，一群人如何强留一点尊严的故事。武人文写，浇的是自己心中的块垒。民国乱世，一群武林中人被从既有的社会结构里甩出来了，想活下去，要么依附军阀政权，要么刀背藏身，离地半尺，甚至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学体育老师。这样就一定能活吗？不见得。
陈凯歌也有过被从既有社会结构里甩出来的经验。文革时候的文人，就是民国时候的武人。按照以前的活法，那是活不成了。新的活法是什么？不知道。当一种文化和尊严已经丧失了，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当年，陈凯歌还小，并未感觉有多么痛苦，可是记忆进入一个人的潜意识，毫无疑问影响了他成年之后的精神结构。
书中专门有一章，讲他在文革时期耳闻目睹的死亡。这个少年好似站在河流边，看着尸体顺流漂浮，景象如此可怖，他却无处可去。其中最叫我震撼的，是他在老舍自沉的当天下午，曾经在太平湖公园偶遇这个绝望的人。
“他走过来的时候，我没有认出，只觉这老人有些怪，腿微跛，所以走得很慢；衣服很干净，脸肿着，没有戴眼镜，手中确实握着后来人们提到的那卷纸。他没有理会我们，眼神看上去像在构思，慢慢走远了。这时朋友才说，这不是老舍吗？我说，是吗？不像。”
多年之后，陈凯歌回忆这段缘分，这么写：老舍入世过深，名实俱佳，纠结不已。
说句陈导不见得爱听的，如今，您又未见得不是如此。
陈导的巅峰时刻还是在年。如今重看《霸王别姬》，还是觉得，真是牛啊，没毛病，杰出的现实主义悲剧。有了这部戏，该着陈导牛逼好多年。尤其电影结尾，蝶衣在灰烬中控诉的一场戏，活生生是少年凯歌灵魂附体。相信，多年之后，陈导本人再看这段戏，一定是又得意，又沉痛。得意是在于，所有的铺垫酝酿都在此刻真相大白。沉痛是在于，理应和解的一段父子关系，可惜陈怀恺先生已经不在了。
陈凯歌是相当骄傲的人。世家出身，小时候他是住西四护国寺的。在理想主义的80年代，陈凯歌是和北岛食指一起混的。到了纽约，相与的也是陈丹青谭盾李安。他本来就有智力优越感，再加上《霸王别姬》，好像一根火柴，砰的一声，把火炬点燃了。
我私下跟电影圈的朋友打听过，为什么年会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好电影。答案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电影局有位特别开明的领导。
时代变了。从知识崇拜、艺术崇拜，迅速进入了互联网和屌丝文化的语境里。陈凯歌几乎是第一个遭遇尴尬的人。当年，《无极》被人恶搞，他的愤怒和耿耿于怀，令人记忆犹新。他不是小气。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活法和尊严的丧失。就像老舍一样。
面对时代的变化，陈凯歌的选择和谁都不一样。他没有和张艺谋那样，千变万化，左右逢源，成为一时之选。他也不像他的同学田壮壮，干脆再也不拍电影，只躲进大学潜心教书，寄望于下一代。他只是一部接一部地拍戏，一次又一次地不温不火。他还是大师，任何人面对面都要给几分面子。但有的时候，我看他在《康熙来了》上讲自己跟老婆的琐碎，觉得难受。我难受，是因为觉得他自己也难受。有一回，田壮壮就跟彭晓莲说，我们当年那批人啊，凯歌是最傲的，可我看他为了宣传电影，也上综艺节目了，他怎么能受得了啊。
道士下了山，可陈导已经在半山腰待了好多年了。我现在想起他，脑海里浮现的，是《十分钟年华老去》里面，冯远征站在一片废墟上眺望远方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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