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放一放历史，说点儿别的吧。
农历，年腊月廿九日黄昏，亚洲东部、太平洋西侧的中国，缓缓进入夜半球。按照公元纪年法，早在33天前，人类就进入到了新的一年，但中国人认为，过了今夜的最后一秒钟，新的一年才正式开始。
夜幕降临之前，中国中部某省，南端一角的大山里，一个少年急匆匆地走在悄无人声又坑坑洼洼的大路上，不时望向远处。他要去找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去邻村买年货，迟迟未归，母亲有些焦急，让他出来找找。
这个少年就是我。
对这件事记得特别清楚，是因为后来出现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问我，小孩儿，去哪里？我带你。暮色朦胧，不太能看清他的脸，想起读过的刑侦故事里的人贩子，我有些害怕，壮着胆子说，我去找我爸。他说，你爸是谁呀？我没有回答，加快了脚步，他就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过了一会儿，前面出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骑自行车的人影，我大声喊了一声爸，飞快地迎了上去——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我爸。很幸运，真的是。
父亲载着我一起回家的时候，那个人已经不见了，大概是从岔路走了。父亲问我那人说话什么口音，但我当时太紧张，早就忘了那人说话的腔调，他究竟是某个好心人，只是想载我一程，还是别有用心呢？如今我也搞不清楚，但在年即将到来之前，这件事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变成了一个难以磨灭的路标。
那个时代还没有流量造假，鸡再怎么包装也不会太美，歌手能不能走红取决于人民群众喜不喜欢，好歌手登上了顶级宣传平台，大红大紫自然是水到渠成。所以，登上年春晚的任贤齐火了，因为那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寒假开学以后，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已经开始售卖任贤齐的贴纸，音像店里，任贤齐的磁带总是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课堂上，很多人悄悄抄写任贤齐的歌词，歌词本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贴画。一封封蠢萌的情书里，任贤齐的歌词也不会缺席。受人之托，我给许多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女生写过情书，只要雇主答应给我找一本课外书。
我看过一本说厦门远华走私案的书，格调低，没品位，粗制滥造，许多年后，这类书被称为“地摊读物”，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印在纸上的东西就是货真价实的事实，它让我知道，在中国，一个叫厦门的地方，发生了一件轰动国际的事，十几个人被判处死刑。拜课外书所赐，我还知道，在遥远的俄罗斯，一艘名叫库尔斯克的潜艇沉没了，艇上所有的人都在黑暗而冰冷的海水里淹死了，这给我的感觉是恐怖，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被装在一个透明的罩子里，渐渐沉往海底。
除此之外，我不记得年还发生过什么。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搜索了一下年的大事记，看到年福利分房时代结束，建设部和央行两次提到住房置业。我觉得，在年的洪流里翻滚的沙子，应该没有谁能意识到它们意味着什么。不过我记得，十几年以后，《夏洛特烦恼》上映，看到夏洛告诉傻子大春多买几套房子的时候，许多人笑了。我想，那一笑不是因为开心。
年，21世纪正式开场。
政治课上，老师告诉我们，神舟二号飞到了宇宙里；由26国发起的一个经济论坛，在海南一个叫博鳌的地方成立了。
浩瀚无垠的宇宙，一碧万顷的大海，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两个很有史诗气质的画面。好多次，下了晚自习，打着手电筒走在回家的路上，看看夜空，我总是幻想能看到神舟二号。坐宇宙飞船我是不敢想的，有生之年能坐一次飞机我觉得就足够了。
现实生活中缺乏变化，一切像设定好的程序，只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从小到大，我连县城都没有去过几次，但政治老师所说的话让我觉得，中国正在奔跑，只是我生活的地方耳聋眼花，还在懒洋洋地打鼾。
那年春天快结束的时候，南海上空一架飞机坠入大海，五一放假之前，学校举办了一次游行，在各班班主任的带领下，我们每个人拿着一面自制的小红旗，绕着坑坑洼洼的大街走了一圈。那天下着小雨，天气阴冷，我的口号喊得也不是很响亮，我知道是美国做得不对，但是对那个陌生而强悍的国家，我没有怒气，只是觉得恐惧，它太霸道了，我害怕它的飞机飞到我家上空。
这一年的六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上海举办，我不看新闻，不知道当时发生过这件事，也没听大人说起过，直到后来它成为中考考点，我才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
七月，中国申奥成功，新闻里播放了好几天，大人聊天的时候说起过，只是说说而已，好像谈家长里短，并没有激动、兴奋之类的感情，作为一个从小就不喜欢体育运动的豆芽菜，我也不觉得这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不过我知道这对中国是个挺大的好事。
秋初开学，《情深深雨蒙蒙》成为学校里最火爆的话题，男生女生总是拿剧中人物自比，我试着看了几集，感觉很幼稚，几个演员拿腔捏调，动不动就大嚎大叫，鼻涕眼泪。学校门口有一个租书的，琼瑶的书之前我看过很多，我感觉她的作品里，只有《我的故事》和《剪不断的乡愁》是好作品，能让人感受到她的真诚，其他的小说，都很飘。
我有一个大我十几岁的表姐，有一回她跟一个坏小子——后来成了我的表姐夫——在一起腻歪，当着我的面说暧昧的话，以为我是个毛孩子，听不懂，其实我能懂一些，可也不是完全明白。聊着聊着，那个坏小子古古怪怪地笑着说，你知道世上什么最甜吗？我表姐的脸一下就红了。这时候我姨进了院子，对我表姐说，还没喂猪吧？先喂猪去。
你瞧，这才是真实的爱情。在我熟悉的生活里，大家都在干活，种庄稼、挖煤、烧石灰、采矿，我从来没有见过琼瑶小说里那种整天啥也不干，只忙着谈恋爱的人。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金庸——现在已经不喜欢了——即使金庸写的是虚构的世界，也让人感觉那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琼瑶的小说就差点儿意思。就好比说追我表姐的那个坏小子，要说他抱打不平，跟谁打了一架，我一点儿也不怀疑，要说他天天啥也不干，就会谈恋爱，我相信他爹妈一定会把他打出家门。
十月，张学良在夏威夷去世。知道张学良的人太多了，所以这在我们当地是个大新闻，上了岁数的人很喜欢说他。我看过几本说张学良的书，但我以为他早就去世了，不曾想他竟然活了一百多岁，我也不明白，一个爱国的将军为什么会老逝在美国，而不是故乡。
冬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还是政治课上知道的，那也是我对年最后的记忆。
年。搜索那一年的大事记，当年的中国发生的大事有一百多个，但我只对三件事有印象。
第一件事是刘晓庆偷税漏税，电视上、报纸上都在说，颇有些游街示众的味道，老师在课堂上惊讶地说，偷漏的那些钱如果拿到县城，可以买下一条商业街，子孙后代可以什么都不用干，吃利息就够了。许多年后，范冰冰也闹过一次相同的事，但是与范冰冰相比，刘晓庆偷漏的那点儿钱真是让人笑掉大牙，而且，范冰冰的事也没有引起那么大的风波，网上只是闹腾了几天就没什么事了。不知道这是因为时代变了，人们对这种事的态度宽容了，还是因为别的，但我保证，刘晓庆犯事的那些钱，现在拿到我们县城，买一条商业街肯定不够，范冰冰再买两条也绰绰有余。
第二件事是陈水扁大放嘴炮，两岸关系一度紧张。政治老师发给了我们一份备考资料，三番五次告诉我们，不管能不能理解，知识点一定要背下来，中考一定会考到。
政治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二十多岁，走出校门不久，脾气不好，经常打人，拳打脚踢扇耳光。那时候体罚是允许的，家长对体罚也有一种怪异的认同，经常对老师说，孩子不听话就打，想咋收拾就咋收拾。我成绩一般，但胆小，从不惹是生非，没有挨过揍，很多同学痛恨他，但我对他却有一丝喜欢，因为他喜欢谈时事，是我了解外界的一个人形接收器。
第三件事张艺谋的《英雄》上映。我们那里没有电影院，几年之后我才看到这部电影，当时知道《英雄》，是因为快过年的时候，忘记了哪个亲戚送来了一块猪肉，裹在一张报纸里，半个版说的都是张艺谋和他的《英雄》。
那个年代，我们那里的人对“国家”这个词有一种囫囵的观念。比如说哪里建了一座水坝，大家就说，那是国家建的；哪里盖了一座厂房，不用想，国家盖的；油酥饼一块钱四个变成了三个，国家让涨的价；看个电视剧，肯定是国家拍的；哪个演员不错，指定是国家培养的；电视机看了几年也买毛病，国家造的东西真结实；新买的摩托车骑了几天出毛病，也是因为国家造的东西不结实......国家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锅不背，人们似乎却又离国家很遥远，只要国家大事与自己无关，人们就没有去关心它的兴趣。裹猪肉的报纸像一个小小的天窗，它让我知道，《英雄》是一个叫张艺谋的人拍的，而不是“囫囵”的国家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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